人民网评：中国正能量，为新征程凝聚奋进力量

内容摘要：　（三）从灵知主义的人民观转向历史存在的人民观中国是一个具有旧文明秩序的空间。

（三）从灵知主义的人民观转向历史存在的人民观 中国是一个具有旧文明秩序的空间。

对于新兴的风险及其预防问题，法治国家原理虽然面临严峻挑战，但仍有修正适用的可能，只是我们需要开拓新的防护机制。[39]安全可能成为自由的前提，或者是自由的某种侧面。

在1978年卡尔卡判决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采用了相对安全观和实践理性标准：[9] 要求立法者就其所负之保护义务的范围内，制定得以绝对排除由于许可科技性设施及其营运所可能形成的基本权危害的规定，可说是对人类知识能力的界限有错误的认知，而且也将可能因此排除每一种国家对于利用科技的许可可能性。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5]实际上，在治安领域、科技应用的风险领域，这种象征性立法也是存在的，应当引起公法学界足够的警惕。安全是具体基本权利的某种面相，诸如人身自由需要有人身安全的保障。国家要保障人民的安全，就必须建立起安全保障的制度，从具体手段上积极采取种种保障措施，预防危险或风险的发生、减少其损害影响。

[6]参见王贵松：《食安法修改应摒弃重罚思维》，《中国食品报》2015年4月22日，第3版。在个别性防御措施之外，现在重要的是概括性构想，唯有如此，才能担起生存照顾的重任。在实务领域，形式正义强调法律之设置和应用的系统性、程序性和逻辑性，实质正义则强调法律之设置和应用的伦理特性与社会效果。

在这一从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向中，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具有奠基意义，为这一转向提供了极其温良而合理的论证。拉德布鲁赫所谓法律的合目的性，就是要求法律具有正确的内容：我们只是根据负有目的的正义来判断，（法律的）规定是否具备了法律的本质，是否符合法律的概念。在形式正义之下，只有空洞形式的平等意味着对现实的社会不平等的掩盖，正如传统私法中的自由平等的个人是对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的遮蔽。韦伯追问：这样一种法律体系和这样的行政管理，能以如此完善的法律和形式为经济活动服务，也仅见于西方。

形式正义和形式合法性对资本主义来说确实是头等重要的原则，因为对资本主义而言，公开、普遍、平等适用、具有确定性的法律为市场交易提供安全保证，使契约的执行和财产权的保护具有可预测性，使商业交易的预期成本和收益成为可计算的。作为法律主体，他是自由的，与其他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平等的。

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反思法的本质的最重要的方面。但是，在更深入的发展中所出现的矛盾，是这种所有权、自由和平等本身的内在矛盾、错乱。市场经济绝不高估人性的水准，也不贬低人的欲望和权利，但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法律秩序却试图在人性中建立起某种道德感，表现为：在市场经济框架内，法律对人性的普遍化要求是可能的。这一社会正义在拉德布鲁赫这里以法律建构的方式成为具有内涵的正义观和具有内容的法哲学的中心议题。

自然法的时代也就此终结。正义是所有合法统治的基础（Justitia fundamentum regnorum）。拉德布鲁赫认为，为了得到法律效力带来的安定与规则，法律与权威的联结、由超法律的力量产生法律、既成事实的正当性等是不可避免的：法律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它能得到有效的实施，而是只有在它（真的）有效实施时才算是有效的，因为只有此时，它才满足法的安定性的要求。现在可以回答：为什么现代市场经济构成了法治的社会关系基础？因为，法律的初衷是正义，但法律面对的现实却是现代人的自利倾向与这种出自理性的正义之间的深刻冲突。

必须强调指出，继作为实质正义的法的合目的性之后，拉德布鲁赫又提出法的安定性来进一步确证正义的现实性，这是对传统法治观关于法律的至上性、中立性、自主性等形式原则的重要突破和补充，对我国法治建设也具有理论借鉴意义。正义法在西方历史上以自然法著称。

当代著名的纯粹法学宗师凯尔森认为，在马克思对法律和正义的反思中，对于理念与事实之间的辩证法始终保有明确的方法论自觉：马克思把现实区别为现存的、仅仅是外部的现实和真正的、隐藏的现实，后者是现实的‘应当，现实的理想目的。比如劳动法在雇主与雇员的个人契约之外，另外形成一种集体劳动合同，即劳资协定，从而使市场交易中的个体争议能够作为一种更深刻的社会阶级矛盾的案例呈现在法律的视野。

它们有时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即随着个人利益之发展到阶级利益，法律关系改变了，它们的表现方式也变文明了。这在法律自身的文本特性中也有所反映：私法的体系以简单、明确、完美著称，而公法则无法排除难以把握的单边结构。第二，形式正义和形式合法性也可以为专制政府乃至暴政服务，从而把法治彻底引上歧途。毫无疑问，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人民的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也正是现代法治的根本目标。而只有从法律形式的公共性和中立性出发，才能理解现代法律所追求的正义的具体内涵，如平等、自由和财产权。

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现代法律恢复了罗马法对公法与私法进行划分的传统，这是它的一个重要成就，因为这一划分把特权变成法，从而实现了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形式正义最激进的表达当推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在其《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哈耶克提出两个非常著名的观点：第一，法律只能是一种形式规则，因此，法治必须止步于形式正义。法律的相对性意味着：没有任何人可以确定什么是正当的，那么就必须有人规定什么应该是正当的。

所以，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的同时，总是肯定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赞美资本主义历史地为更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创造了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坚决反对一切极端主义思想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第二，正义从纯粹形式向具体内容下降，关注社会正义，其具体内容就是公共福祉。

按照康德的教诲，这种应当存在的正义不能以归纳的方式从法律实践的实然事实予以证明，只能以演绎的方式从法律本身的概念中推导出来。拉德布鲁赫将社会法与个人主义的法进行对比，期待这种对比能消除意识形态的幻象，让我们看到人的真正的社会关系。在市场经济对法律的这种内在契合中，公共性归根结底高于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表现为个人只能按普遍的方式规定自己的目的和活动，使自己成为法律关系中的一个成员。要言之，帕舒卡尼斯最重要的具体分析有两点： 第一，只有这种法律意义上能够作为商品转让和获取的财产才是最完美的财产。

它所揭示的自由与公平、权利与义务诸原则，则在前所未有的形式意义上接近于理性赋予法的本质的正义。前资本主义的财产概念，无论作为武力侵占的物，还是作为自己生产和使用的物，其财产关系都表现出原始的、自然的、有限的形式，即它不是法律基础上的普遍的平等权利，而是伴随着侵占和保护等偶然行为的特权。

随着个人利益之发展到阶级利益，法律关系改变了，它们的表现方式也变文明了。第二，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对法律之形式正义的有限性和本质缺陷进行的批判，为现代法治揭示出更高的目标和理念，这就是作为实质正义的社会正义，其具体内容是消除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压迫性，实现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从而实现作为法治最高目标的公共福祉。

法的安定性引人注目地把法律的实证性当成法律正当性的前提条件，也就是对实在法的实际效力、可操作性和实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必然会与法律的正义理念和合目的性内容发生尖锐的冲突。经常有研究者把马克思的上述批判理解为他对近代资本主义法律和法治原则的彻底否定，对马克思著作的深入研究证明这种理解是片面的。

平等不再是法的出发点，而成为了法秩序的目标。所以拉德布鲁赫认为：相对主义是实在法之拘束力唯一可能的基础。究其原因，私法中的权利与义务的完美形式只能产生于一种每个人都平等地追逐个人利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所有经济关系都建立在个人意志自治与协同的原则上，正是这一点决定了社会功能的运行只能采取法律的形式。社会法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私法的公法化，即维护社会正义必须借助于公权力的力量，让公法介入各种纯粹私人法律关系，遏制资本和财产权的压迫性，实现社会公平和具体平等。

由此引出问题：法律将如何实现事实与规范、实然与应然的统一？我们如何能从主权者的法律意志中得出一个应然，从而避免相对主义？在拉德布鲁赫看来，法律的相对主义并非虚无主义，而是现实主义，是现代法哲学的重要进步：相对主义之所以主张放弃各种相互竞争的立场之争，是因为它认识到每一种法律上的特定立场都具有同等的正当权利，在这一契机下，人民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法律这一古老理念重新回归，成为最高的标准，那个被各种特殊立场排除在意识之外的、但却是更高一层的意识就是对公共福祉的追求。这就再次印证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即现代法律的社会物质关系基础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纯粹形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不复存在。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特别警惕那种把法律关系抽象为纯粹意志的唯心史观幻觉，指出在私法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作为普遍意志的结果来表达的，也就是说，过去表现为实际过程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法律关系……因而也就在法律上被承认，成为一般意志的表现。这种情况也已为历史所证实。

第二，就法治是自由的基础来说，只有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才能实现法治：只有在自由主义时代，法治才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并且是自由主义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基于此，我们可以指出，西方法治传统最核心的意识形态就在于，在正义问题上坚持形式正义，而拒绝涉入实质性的社会正义。